昨天看了新片《白银帝国》,不说拍的怎么样,看一部电影应该看出点什么来,中国现在的企业家有几个康家三少爷那样的人,更多的是像康老爷那样的人,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走西口的晋商年代,但是我们的商人依然保留着过去的思维。郎咸平老师说“一个企业家的能力不在于其在顺境能赚多少钱,而在于其在危机中赔得更少,在于其抵抗危机的能力。”我们的商人一直不符合这样的条件,晋商、徽商都已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,而今又有多少在这条长河中挣扎的!
        人知道三商,即智商、财商、情商,但很少有人知道五商,五商就是三商加上技商和谋商。我觉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商人谋商高但是技商低。很多商人床头书会摆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十六计》但是很少有商人在床头摆《资本论》的。我们的思维就是想投机,而且是想当然的投机,一次听郎咸平的演讲时,人们关心的不是务实的问题,而是问郎教授要读什么书,好像读专家读的书就会成为专家,这就和《沉思录》畅销是因为总理曾说这本书是总理的床头书的道理是一样得,中国人的读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,而是为了找到一条投机的路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的父母、老师、学长经常告诉我们的是什么,多做班干部,这样以后能够容易找工作,做班干部一不是为了为班级服务,二不是为了锻炼能力,而是为了以后好找工作,为了投机。在中国人的眼里人人都可以坐办公室,当经理,舒舒服服的赚大钱,现在大学生很多都这么想的,在学校里做干部,在外做零工只不过是为了多以后好找工作,很少能有为了学习而找工作的人,务实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遥远了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人太天真,要么太乐观,要么太悲观。现在有两本畅销书《货币战争》和《中国不高兴》,我觉得都是哗众取宠的书,如果国际金融炒家像《货币战争》那样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操纵世界,这是写给自恋人的书,而《中国不高兴》更是哗众取宠,是一本写给自卑人的书。可见中国人有自卑又自恋,自我感觉很好,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人的远见在于仁义,短见也在于仁义。《白银帝国》讲的还是老一套——仁者无敌,中国的问题不是仁不仁的问题,仁义固然重要,但是方法更重要,因为中国不是坏人最多,而是好心办坏事的人最多,这是因为我们一直说“仁者无敌”但是一直没有说怎么做才能做好,这就使人们有两种想法,一种是不认为仁义重要,一种是仁义很重要。仁义不但没有使中国人顺风,反而成为累赘,不是仁义的问题,而是我们思维方式的问题,仁义成为一个套把中国人给困起来了,中国人被自己的智慧困扰实在让人感到迷惑。仁义是做人的标准,但不是唯一标准,而中国将其成为及其重要的标准,以致作茧自缚。